新華網(wǎng) 于子茹
近日一則新聞令人五味雜陳。幾名外地殘疾人在河北武安一廣場私自舉行收費商業(yè)表演，因私自鋪設(shè)的電線存在嚴重安全隱患，保安幾次進行勸離無果并遭辱罵、毆打，一保安被擊中頭部暈倒，一保安在勸阻過程中眼部受傷。
或許，在人們的固有印象里，被視為“弱勢群體”的殘疾人在類似事件中總是被同情的對象，受指責的是保安。但在本次事件中，雙方角色互換。當然，輿論場上對于角色互換的真?zhèn)紊杏袪幷?，這里我們暫且不論。
其實，諸如此類弱勢群體的“強勢行為”已不是什么新鮮事。以前就有媒體報道“乞討者攔車要錢，給錢才放行”“手持殘疾人證的人拽起并怒罵坐在愛心座位的女子，盡管車輛后排有空位”“女子來例假未讓座遭老人毆打”。似乎“弱勢群體”中的部分人不再“弱勢”。
照顧老幼病殘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(tǒng)美德，也是每個中國人心中的道德標準?？涩F(xiàn)如今，“老”有欺詐訛人，“幼”有校園暴力，“病”有惡性醫(yī)鬧，“殘”又這般胡鬧。這背后都隱藏著一個共性原因，那就是：個別“弱勢群體”將他人的照顧當做了突破底線、甚至為所欲為的依仗。
他們的邏輯可以這樣揣摩：我們是弱勢群體，可以無條件得到政府、社會和他人的照顧。在他們看來，有請問就得給回應(yīng)，有要求就得滿足，甚至是無理任性的行為也得被包容和允許，即使破壞了“規(guī)矩”。
遺憾的是，似乎我們的“規(guī)矩”暗合了這種邏輯，最為明顯的體現(xiàn)在“老人訛人”與“校園暴力”事件之中。不少分析人士認為，在這兩種表象背后，法律“施之于寬”變相縱容了亂象的發(fā)生。根據(jù)刑法第17條規(guī)定,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，應(yīng)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。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，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(jiān)護人加以管教。在司法實踐上，對老人的違法行為也往往小懲大誡。違法成本過低，使得“規(guī)矩”難以起到警示作用，變相地將法律與社會的人性關(guān)懷變成了脫罪渠道。
這影響又不只作用于弱勢群體本身。每當此類事件出現(xiàn)時，總能迅速引起公眾的擔憂與爭論，擔憂有朝一日自己成為個別弱勢群體“強勢崛起”的受害者，在道德與公理間爭論一個個不可能有結(jié)果的話題。以“醫(yī)鬧”為例。一方面惡性傷醫(yī)違反法律，公理不容；另一方面，卻有網(wǎng)民為之叫好，認為這是患者絕望之下對無良醫(yī)生的反擊，情理之中。再比如，公交讓座，讓座究竟是情分還是本分，輿論場上“吵”得不可開交。這些亂象該到了結(jié)束的時候。
自身的弱勢不能成為突破道德底線與法律底線的理由，也不能成為逃脫責任的借口，這一點不只要個別弱勢群體自身意識到，更需要旁觀者、司法者清晰認識。這樣，才能讓社會對老弱病殘的關(guān)愛回歸正軌。須知，底線容不下特權(quán)者，否則底線之上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義。
（責任編輯：盧相?。?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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